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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十年·焦点面对面】建设健康中国缘何成为“生活方式的革命”？******

　　中新社北京10月13日电题：建设健康中国缘何成为“生活方式的革命”？

　　——专访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

　　中新社记者李纯

　　晚餐要吃得清淡、摄入优质蛋白、聚会相约“吃草”，合理膳食成为当代人制定食谱的重要标准；早睡早起不熬夜，年轻人更注重养生，努力摆脱“亚健康”状态；一波波运动“时尚”兴起，保持体育锻炼成为健康生活的“必修课”……

　　当下中国，“健康”成为社会发展、大众生活的流行语。从“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50年”的奋斗追求到从吃得饱、吃得好向吃得营养、吃得健康的历史转变，折射的不仅仅是健康理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全民健康已然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重要论述，赢得了全社会的共鸣。

　　于国于民，健康所处的地位正变得愈加重要。过去十年，健康中国已上升到国家战略，成为崭新的治国理念。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指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启动健康中国行动不亚于“一次健康革命”。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把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作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明确提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2019年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促进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2022年10月4日，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洺洲太极拳社开展“秀太极迎重阳”活动。中新社发胡高雷摄图片来源：CNSphoto

　　在健康中国战略的指引下，毛群安指出，过去十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快速发展，国人的健康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

　　这一“快速提升”直接体现在一连串数字上：十年来，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74.8岁增长至78.2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从8.8%提高到25.4%，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占比达到37.2%……数据显示，中国的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健康中国行动确定的2022年目标主要指标都已经提前实现，这要归功于健康促进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毛群安指出，回顾十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的进步，健康促进制度体系的效用越来越明显。

　　在此基础上，今年春季，《“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出台，该规划首次将健康预期寿命作为指标，不仅关注人均预期寿命本身，更体现对改善人群健康状况的重视。

　　更为深层次的健康促进在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如今已被视为打开健康之门的“金钥匙”。

　　“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是一次健康革命，是生活方式的革命。”毛群安指出，针对自身的健康状况，每个人都能够及时获取有关健康的信息与服务，并借此改善自身健康状况，这便是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目的之一。(完)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右)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蒋启明摄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健康促进工作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就？过去十年间，中国人在哪些方面变得更健康了？

　　毛群安：回顾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年来的快速发展，健康促进工作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国家实施健康中国战略，2019年启动健康中国行动，构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组织体系，即以国务院分管领导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并组建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了15个专项行动工作组。

　　党和政府领导、各部门共同参与、全社会广泛动员、每个人践行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在全社会的氛围日益浓厚。

　　根据我们对健康中国行动的评估，广大公众的健康水平得到快速提升。用国际组织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人群健康状况的主要指标来评估，目前中国居民的健康状况已经处在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健康绩效是明显的。

　　健康中国行动确定的2022年目标主要指标都已经提前实现，这要归功于健康促进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回顾这十年来的进步，国人的健康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健康促进制度体系的效用越来越明显。

　　中新社记者：《“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已经出台，立足于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两个着力点，背后的依据是什么？如何真正做到惠及全人群、覆盖全生命周期？实现健康中国，还有哪些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亟待解决？

　　毛群安：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细化明确了“十四五”期间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目标和任务。

　　首先要构建一个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筑牢维护公众健康的保护网。同时要在公共卫生网络建设的过程中，突出明确各方面的责任与义务。

　　二是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解决重大慢性疾病对人群健康带来的影响，需要从生活方式入手，更加完善健康促进体系。

　　三是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优化医疗服务，让老百姓得病后能够及时接受救治，看病更加便捷舒心。

　　《“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首次把健康预期寿命作为一个指标，说明我们不仅要观察预期寿命的长度，还希望人群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这也是“十四五”时期要着力实现的目标。

2022年8月28日，江苏泰州，青少年在东环高架体育公园内健身。泱波摄

　　中新社记者：提到健康，我们总会关注“一老一小”。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对健康服务的需求还会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应如何加速配套措施的建设，让经济社会发展尽快适应这一趋势？

　　毛群安：健康中国战略的根本目标是全民健康，即每个人在不同生命阶段都能保持理想的健康状态。照此标准，我国目前为民众提供的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还有一些不充分不平衡，其中对于老年人群的健康服务较为明显。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我国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建立一套适合老年人需要的医疗卫生健康服务。这个体系的建设是“十四五”期间一项重要的战略性任务，要从预防、治疗、康复、长期护理等不同方面发力，让老年人不仅能够延长寿命，而且能够保持健康、提高生活质量。

　　为此，医疗卫生和健康行业做出了具体规划。比如，要求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开设老年医学科，针对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提供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还有积极推动长期护理保险等制度性建设，加大老年护理人才培训工作等等。

　　中新社记者：说完“老”，我们再说“小”。妇幼健康促进行动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我国婴儿死亡率要分别降至7.5‰以下和5‰以下。随着中国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在此背景下，妇幼保健工作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毛群安：婴幼儿死亡率，之所以把它用作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人群健康的重要指标，是因为这个指标的变化不仅代表婴幼儿的健康状况，也是整个国家和地区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

　　目前我国孕产妇和婴幼儿死亡率已经实现了规划的目标，但是要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继续把指标往下降，难度是非常大的。因此要把重点放在目前孕产妇和婴幼儿可能发生的高危环节上。

　　针对近些年特别是国家出台“二孩”“三孩”政策之后的高龄产妇增加，实施母婴安全五项制度，为保障母婴安全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对每一位孕产妇进行妊娠风险评估，按照风险程度实行绿、黄、橙、红、紫5色管理。对妊娠风险分级为橙、红、紫色的高危孕产妇严格实行专案管理，保证专人专案、全程管理、动态监管、集中救治，确保做到“发现一例、登记一例、报告一例、管理一例、救治一例”。特别是“三孩”政策实施后，我们制定了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和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形成“两提升、一促进”的政策措施。

　　接下来还会针对各地在孕产妇、婴幼儿保健方面的短板弱项，通过对口支援方式、针对性措施，提升妇幼保健专业团队的力量和水平。

　　中新社记者：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是保护人民群众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维护社会经济稳定的重要保障。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传染病防控体系的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传染病防控体系经历了怎样的建设和发展？今后疾控体系还需要如何发展？

　　毛群安：通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能力和过去的能力建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公共卫生体系得到了锤炼，公共卫生队伍经得起考验。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我们发现还有一些短板弱项，例如基层的防控能力、应急统筹指挥体系上还有漏洞等。针对这一情况，中国做出了改革疾控体系的重大决策，组建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

　　重大疾病的防控，要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针对短板弱项采取强有力措施，例如早期预警机制的建立。中国正在研究建立多点触发的预警机制，及时获取各方面信息，判断风险点。

　　再如，中国正在全国遴选一些重大传染病救治基地、卫生应急基地，按照不同区域布局。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首先在一个地域就能够形成有效的指挥体系。相应的设备条件、物资准备、人员能力准备，也都是疾控体系建设的重要方面。

　　中新社记者：随着人们对体育锻炼的重视不断加深，五花八门的体育运动方式层出不穷，比如说年轻人喜欢玩的飞盘、跟着网红跳操、野外露营活动等，引领了一波体育运动的“时尚”。对于这种运动“时尚”，您怎么看？应如何正确引导民众参加体育锻炼？

　　毛群安：健身运动和健康的关系非常密切。通过一系列的政策促进、对公众宣传，大家的健身意识更强了，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体育锻炼活动。

　　从评估情况看，要动员更多的人参与运动健身，还有很大的潜力。目前青少年和职业人群的运动量还不够，我们在会同体育部门为大家创造条件，希望更多的人真正动起来。

　　参加体育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不当运动造成的伤害增加。这提示我们要科学运动，对运动进行指导。我们提出“体医融合”，希望通过体育健身和医疗卫生两个专业的融合，让民众既能健身，又能防止运动不当造成的伤害。

　　当然，有一些新颖的活动方式，增加了运动的乐趣。我们鼓励创造一些新颖的运动方式，前提是注意运动安全。

2022年8月6日，首届中国飞盘联赛的首站比赛在西安启幕。赛场上，运动员在烈日下，奋力奔跑、追逐，飞盘在蓝天碧草间划出一道道极具动感的弧线。张一辰摄

　　中新社记者：我国正在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您之前也说过，生活方式的改变可以看作一场“健康革命”，为什么要上升到这个高度？在今天中国不断向前发展迈进的过程中，健康处于怎样的地位？

　　毛群安：卫生健康事业始终处于基础性地位，同国家整体战略紧密衔接，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抗疫实践证明，只有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才能实现健康和经济社会良性协调发展。

　　当前，面对多重疾病威胁和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我们启动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活动，从短期看，有助于从源头降低疾病传播风险，助力常态化疫情防控。从长远看，有利于群众形成主动健康观念，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所以说这是一场新时代的健康革命。

　　中新社记者：现在很多人面临“亚健康”问题，像腰椎颈椎疼痛、失眠、肥胖等等。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想摆脱这种“亚健康”的状态，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毛群安：有的人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症状，这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

　　运动不足、过度摄入高热量食物、不注意休息，这些因素会导致健康状况恶化。监测发现，像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严重并发症的发生年龄在提前。这是因为没有从生活方式这个环节将慢病的进程延缓，反而加剧了。

　　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是一次“健康革命”，是生活方式的革命。希望现在的职业人群反思生活方式有没有问题，有哪些突出的问题，要下决心改变。希望每个人针对自身的健康状况，能够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和服务，运用这些知识、服务来改善自身的健康状况，这就是“健康素养水平”。这个素养不是“知不知道”，而是“做没做到”。

　　中新社记者：为加快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动员全社会落实预防为主方针，中国提出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目前，健康中国行动进展如何？能否实现总体目标中有关2022年的各项目标？还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毛群安：2019年国务院实施健康中国行动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各成员单位持续完善健康中国行动政策机制，加大健康影响因素干预，宣传健康生活理念。

　　经过三年的努力，各部门协同联动格局初步形成，健康中国行动品牌效应逐步凸显，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高。当前，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25.4%，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8.2岁，健康中国行动2022年主要目标提前实现，健康中国建设开局起步良好、进展顺利。

　　下一步，我们将在健全推进协调机制、强化宣传发动、加强监测考核等方面继续下功夫，早日全面实现健康中国行动2030年既定目标。

洪学智率“抗大”师生进行“敌后小长征”******

　　作者：胡遵远（安徽省金寨县干部学院）

　　1940年11月，洪学智奉命率“抗大”总校华中派遣大队奔赴苏北抗日前线。一路上，洪学智和战友们冲破敌人重重封锁，跨越晋、冀、鲁、豫、皖、苏6省，最终于1941年4月胜利到达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全队无一减员。洪学智领导的此次行军，受到新四军刘少奇政委、陈毅代军长的高度赞扬，被华中抗日军民亲切地称为“敌后小长征”。

　　出任“抗大”四团团长

　　1936年5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6月1日，西北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举行开学典礼。1937年1月20日，“红大”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1939年7月，“抗大”总校、陕北公学等5000人在副校长罗瑞卿带领下迁往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太行根据地)。为了便于行动，“抗大”总校原大队、支队、学员队，依次改称为团、营、连。洪学智当时是三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是刘忠）。“抗大”总校从延安出发时，刘忠被调往冀东，洪学智所在的三团(即三大队)改为四团，由罗华生当团长、洪学智当副团长。

　　7月9日，四团奉命从蟠龙出发，经延川、清涧、绥德、米脂，到了佳县，在那里渡过了黄河。过黄河后，四团山西兴县罗峪口，进入阎锡山部队的控制区。洪学智率队一面警戒，一面迅速前行，用两天时间到达白文镇，然后继续东进，在八路军三五八旅部队的护送下翻越了吕梁山、渡过汾河，来到太原以北的阳曲地界，前面就是同蒲铁路。日伪为防止八路军往来，沿铁路线建立了一条严密的封锁线。通过封锁线前，护送部队将敌人的兵力配置和活动规律“摸得一清二楚”，洪学智根据情报和战友们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在八路军交通站的接应下，部队分两批安全地穿越了敌人的封锁线。

　　接受任务，率部前往华中

　　“抗大”总校到达晋东南后，罗华生调到二团，刘忠负责三团，洪学智任四团团长。洪学智在校期间，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带领同学一面学习一面斗争。百团大战期间，日军对晋东南发动多次大“扫荡”。抗大三团在冀中坚持办学很困难，于是又返回了总校。

　　不久，洪学智接到上级命令：为加强“抗大”各分校工作，“抗大”总校决定把三团干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编为山东干部大队，由聂风智任大队长，前往山东抗日根据地加强一分校工作；另一部分编为华中干部大队，张兴发任大队长，由洪学智率领前往苏北，和当地的新四军会合，共同创办“抗大”五分校。两个大队的沿途行动，均由洪学智统一指挥。

　　依靠群众，顺利穿越封锁线

　　11月9日，洪学智带着三团（包括华中和山东两个干部大队），从浆水镇出发，准备过平汉铁路向鲁西北前进。此时，日伪军队正通过平汉线南下运兵，沿途防卫森严。洪学智率部一路南下行军，需要越过的第一条封锁线就是平汉路。他根据掌握的敌情，决定把越过地点选在邢台以南的沙河镇，并联络当地游击队派人护送。

　　洪学智率部连续行军140里，于夜间秘密来到铁路附近。在这里，洪学智发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日军为了割断太行根据地与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沿着铁路新挖了一条宽约3到4米、深约4米的封锁沟，在铁路沿线增修了碉堡、设置了哨卡，并派装甲车和巡逻队日夜巡逻。

　　为了安全穿过封锁线，洪学智命令部队在树丛里隐蔽，自己率警卫员在附近进行侦察。走了很久，他发现附近一个村庄有一户人家亮着灯，就悄悄派警卫员过去了解情况。警卫员找来一位老乡，洪学智首先表明自己是专门打鬼子、汉奸的八路军，打消了老乡的顾虑，又向老乡询问附近敌人的情况。据老乡介绍，近来敌人为保证运兵安全，不仅增加了沿线守卫，还对铁路沿线进行“扫荡”；敌人的装甲车大约25分钟经过一次；封锁沟有的地方较浅，在沟内只需搭起一人高的人梯就能穿过。洪学智考虑到有十几匹牲口驮着行李和教学用的书籍，无法通过，又问老乡有没有地方可以直接通过铁路。老乡说离此一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桥洞，尚无敌人看守，可以过牲口。

　　洪学智立即命令部队利用敌人装甲车巡逻的间隙，进入封锁沟坡下隐蔽，又根据老乡提供的线索，派出侦察员沿封锁沟寻找桥洞。不久，几名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发现了桥洞！洪学智立即对部队进行了部署。在他的率领下，部队很快来到封锁沟较浅地方，按次序跳进深沟，解下绑腿，上拉下推，架起人梯，很快穿过了封锁沟；与此同时，洪学智派出的部分精干战士牵着牲口依次从桥洞穿过，其间遇到敌人装甲车巡逻就立即隐蔽。经过3个小时的奋战，洪学智和部队全部顺利地通过封锁线。

　　机智解决渡河难题

　　安全越过平汉线后，洪学智率领部队一路前行，在当地游击队的护送下，安全穿越70多里的伪化区。部队经过短暂休息，继续向鲁西北行进。不久，洪学智率部从冀南进入山东，来到馆陶县，准备从这里渡过卫河。

　　卫河水面宽约五六十米，水深岸陡，沿河还设有敌人据点。紧靠对岸，有一条公路与河岸平行。卫河是日军割断冀南、鲁西两个根据地的又一道封锁线。由于此前敌人多次和我渡河部队发生战斗，在洪学智率部到来前，敌人已经把沿岸渡口都挖毁了。为防止八路军渡河，敌人还特别增加了汽艇昼夜巡逻。洪学智从游击队的同志处了解到情况后，命令部队在离卫河不远的一个村庄里隐蔽，自己和侦察员经过几个夜晚的紧张侦察、研究，终于选定了渡河地点。

　　渡河前，洪学智准确摸清了敌人汽艇巡逻的时间间隔，又从沿岸党组织处借了几条小船，计算了每条船的承载人数。

　　渡河当夜，洪学智率领部队于晚上六七点钟就赶到登船地点，不久，得到消息：群众仅能提供一个小划子和几只能坐四五个人的大木盆。而且船只凌晨12点钟到1点钟之间才能到达，因船只太小，只能渡人，不能渡牲口。这可把大家急坏了！洪学智临危不乱，认为卫河地处华中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上，两岸干部群众往来频繁，于是一面命令部队隐蔽，一面找来当地党组织负责同志，询问近期是否有其他同志渡河。据当地同志介绍，几个小时后，中共山东分局有一批干部要从对岸某处过卫河。洪学智闻讯大喜，立即率领部队急行军，赶到了山东分局干部渡河地点。经过几个小时的等待，终于从对岸盼来了4条小船。山东到延安的干部渡河上岸后，洪学智立即命部队借船渡河。

　　由于船小，还是不能渡牲口。洪学智灵机一动，向山东分局干部队询问牲口的情况，对方回答说：船太小，他们只好将牲口交给了对岸护送的同志。洪学智立即和对方达成协议——牲口互换。就这样，洪学智率部顺利渡过了卫河。

　　到达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后，山东干部大队前往沂蒙山区，洪学智继续率领华中干部大队前进。在洪学智的带领下，华中干部大队穿越津浦线，最终于1941年4月顺利到达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全队270人无一人减员。洪学智和华中干部大队受到新四军和苏北群众的热烈欢迎，称他们“创造了‘敌后小长征’的奇迹”。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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